（1）血脉资源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30年，从基础资源角度来看，中国有着与其他新兴国家发展非常不同独一无二的资源-全球华人的人脉和财富。全球与之能相比拟的只有以色列与犹太人的财富，但是以色列从人口和国土面积而言仍然是一个小国，它不能承载很多的东西，让其更大发挥。但是全球华人则完全不同了。他们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有了非常大舞台可以发挥。他们是最早介入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也是目前为止内地最大海外投资来源。而香港和台湾同胞则是他们中尖力量。华人特有亲情归属感、以及它们在海外锤炼商业技能给中国改革开放带来急需资金、技术和网络。它们的资金既有商业投资性质的；也有亲情性质的侨汇。这种特有习惯和传统，以至影响到之后从内地出去的新的华人移民，它们也将它们在海外奋斗资金汇回来，支持自己亲友事业和生活。这几年其实相当一部分所谓热钱流入国内都有大量华人身影。它们在内地投资、置业。而最早的内地的公益性捐赠，也是由海外华人开创的。华人血脉资源已经是中国30年经济成长之迷的一部分，并且今后中国经济成长中仍然扮演着非常重要角色。

（2）经营基因

中国从30年前开始走向市场化的道路，虽然期间经过了改革开放前10年曲折徘徊的商品价格制度转换，也在近20年来资本市场建立后的资产价值确定周折往复。但是中国经济奇迹的标志性中国制造后面支撑的中国经营，则是中国成长基因所在。中国人经营带有“天生”色彩，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更为明显。而改革开放使得之前中断中国人本能经营禀赋，只是幸运地停歇仅仅17年的光阴，没有出现断代式失掉遗传，让经营基因传承下来。在改革开放初期，老一代工商业者还能够继续它们的技能，在恢复民间经济活力中发挥了作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工商联组织在80年代初期在启动市场上发挥非常大作用；地区性特有商业文化基因也被重新激发出来，广东地区对外贸易、福建地区海外输出劳工、江浙一带制造业、山西资源产业都是其中代表。可是我们回顾中国经济史，这些地区早就是名扬遐迩商业地区，并且曾经有着大量的经商名流。中国改革开放从时间角度来说恰逢其时，让我们经营基因没有失传，我们手艺还在，让中国人有可能再次把中国经营成为世界强国。

（3）人力释放

广博的土地，独一无二人口规模。30年前中国已经拥有了8亿人口，而且城市化程度非常低。当政策容许居住在广大农村人力资源可以为自己生活开始自由劳作的时候，人的本能对生活质量要求，变成非常大的动力。改革开放前10年是农业劳动力最大释放和活跃期。粮食产量、乡镇企业和农业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农村几乎占据这一时期社会主角。而近20年经济发展过程中则是城市人力资源最大释放期，因为资本经济、城市经济和信息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期。而农村劳动力变成配角。并且随着城市经济周期性变化，农村外出劳动力、如同漂浮和漫游人群在中国国内和海外流动。他们始终没有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沉淀下来。因为近5年城市变化并非是标准意义上的城市化，不过是城市改造而已。那么如果中国在未来5年希望进入以消费拉动经济转型，那么面对大量工业产能的消化。必然在人力资源上找到新的释放途径。要么加快城市化，建立20个以上的特大城市圈（2000万规模人），让愿意进城农业劳动力成为城市一员（对年轻一代有吸引力）；要么加快小城镇化（万人规模）、解决和农村和农业散居、散养、散植的问题，提高农民经济效益。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在5年之后中国老年化成为事实的时候，产能过剩、经济活力下降、消费不振就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

（4）多元结构

历史记录：

1979年11月30日第一家个体工商户诞生在温州。

1980年4月10日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被批准成立。

1984年4月13日第一家私营企业成立。

1986年格雷斯中国有限公司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出现在其他国家较少呈现的多元经济结构。特别是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大量涌现使得中国经济的增长添加活力。目前就业人口分布来看，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占有85%的比例。纳税额也达到了60%以上。仔细观察发现，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的领域大多在改革开放30年以前中国经济中不增有的行业或业态形式。比如属于新兴行业如互联网；比如属于新兴业态连锁商业等。而资源类民营企业进出也呈现出：行业景气度高的时候被国有化、而行业景气度低的时候被民营化。民营企业在房地产开发、钢铁制造方面与国有企业形成平分秋色的局面。在出口方面排在前10位企业已经没有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完全是外商投资企业。而在农村80年代一度风行和占有一定分量的集体企业只有少数以农村企业残留下来，其他要么倒闭、要么变成了城乡化的民营企业。随着集体企业在竞争中的消失，农村人收入增长的速度开始慢慢地落后于城市居民。当90年代股市出现后，城市财富速度加快，农村劳动力开始出现了以男性为主打工浪潮（之前80年代大多以女性为主）。近20年来主要是城市经济快速发展期，民营企业在外向型经济中扮演着主要角色。而内需行业方面除了房地产有了比较明显增长外，其他增长大多在服务业中。垄断行业依然无法有效的涉足，比如石油、电力等。此时外商在内需市场占有率比较高行业也是大多为30年前没有行业和业态。如连锁快餐、软饮料、日用化装品等。从行业门槛和行业歧视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非常独特政策松紧不一、监管不同的状况。长久垄断行业越来越垄断，而新兴的行业则是非常无序。主观的行政垄断和恶意的市场垄断现象在中国同时存在。玻璃墙、天花板现象困饶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外商投资企业也在新的金融动荡中面对定单消失背景下是选择继续在中国制造输出产品（优势在外销定价权），还是进入中国内需市场与中国内部企业竞争（往往是不寒而栗价格战）中徘徊。大型国有企业似乎目前在春风得意中,但是它无法面对大量就业需求中承担社会责任。只能在价格保护中，让税收方面给自己增添点颜色。但是这是牺牲社会公平和效率取得的。中国希望经济继续快速发展就必须保持经济多元结构态势，并且使得在改革开放30年基础上更加多元。这样经济才能有生机、才能平衡、才能健康成长。

（5）异样消费

中国消费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争论焦点。而消费率逐年降低则是被经常拿来说的话题。可是如果不去看那些统计数据，观察一下周边人的消费行为和消费场所，你会发现数据之外又是数据之内，中国消费的特点。它非常有别于其他国家表现的非常异样。几乎所有世界名牌都在中国设有专卖点，任何令人瞠目结舌价格商品在中国都有买家存在，中国目前已经是第二大全球奢侈品销售国家。并且在名贵车、奢侈酒等销量已经超过产地国销量。但是在名贵时装方面中国销量还没有排在世界的前列。这表明中国财富比较集中在男性手中。另外从财富人的相对总人口的数量仍然表现为比例不高特征，但是绝对数量超过香港的总人口甚至可能超过了朝鲜的总人口数量。私人汽车中档汽车保有量可以基本证明这一点。你看看中国有多数人在搞集邮、销售古玩、收集字画加在一起相当可观，超过很多国家的人口。从另一个数字手机拥有量来看，中国消费的范围已经不是简单城市人专利，而在相当程度上覆盖了部分农村人口。所谓山寨商品能够大行其道与有相当商量的消费人群的存在有关。我称之为“保安”消费模式。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在城市里当保安农村青年，持有款式新颖的山寨手机，他们有他们消费产品、购买场所。另外我们从城市出租车司机消费也能看出来，他们有自己经常加油的地点、吃饭饭馆和澡堂。中国消费非常多元、多层次；它们有着各自流通渠道、生产场所和消费场所。山寨产品与其说挑战主流商品，还不如说用价格优势，让消费者享受与主流产品同样一种精神满足。山寨产品顽强生命力与其说是由于市场监管不足造成的，不如说是由于消费支付能力差异的存在造成的无法让其消失的原因。由于中国人口众多，某一个收入层次人的总和放在一起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都是非常引起重视的数字。因此消费就会表现的非常异样。

（6）老板经济

中国的商业文化中一直存在着自己做老板创业传统。在中国现在经济生活中依然保持着这种状态。尤其在广东、浙江、江苏一代表现的更加突出。中国目前有接近3000万户的个体工商户和600万户私人企业。因此中国有遍地是老板的说法。在高价商品消费中，为什么在中国能够有如此多的购买力存在，与这些老板们显然具有相当关联性。非常有趣的是，在中国在房地产投资、股票投资方面大大小小老板们身影经常闪现在其中。并且中国“老板”的数量很可能超过所谓中国中产阶级数量（按照年收入10万元）。这是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大不同经济结构和特征。由于老板们较多，他们平均文化水平又不太高（特别是修养），因此表现消费行为上比较“粗俗”和善于“炫耀”。人们普遍习惯把他们叫成带有贬义的“大款”。由于大量个人崇尚自己创业因此中国经济“韧性”十足，只要政府政策开放，中国人的创业的本性就能发挥到极限。令人欣慰的是，这种创业“国性”在前20年主要表现在传统制造业和流通领域，而从90年代初期各类服务业在中国掀起了创业浪潮。进入新的世纪信息经济创业热潮将知识经济引进了中国，同时“老板”队伍结构也发生相当程度变化，新老板们使得财富阳光化和成材之路，给予更广泛人们健康的启迪和鞭策。中国未来经济中形形色色的“老板”们仍然会扮演积极角色。当然“老板”们经济生命也一定会遵循着吐故纳新的商业和社会规律变化和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