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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劳动力从富余正在变得的短缺，尤其男性青年劳动力。建国后中国出现过两个人口出生率高峰期，然后就一路下行，2016年开放生育二胎政策，出生率才出现轻微反弹。
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看，人口红利在2011年至2012年期间开始出现消失的迹象。这五年出现了一连串用工短缺，以及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的现象。
全国建设工地35岁以下工人已经很少能够见到了，而重体力工作出现了中年女性身影，并且在工地上、城市植树队中，已经占有至少百分之二十五的比例。虽然大型建筑工地泥瓦匠月收入已经达到了7500元水平，但是依然年轻男性工人招募不上来，因为这样工资在城市快递业也能够拿到，必然年轻人选择在城市中，而不是在大山荒野中郊外干活了。寿光地区采摘蔬菜月收入5000元都很难找到劳动力。不但女性身影出现在工地上，目前军队中作战部队也出现了整建制女兵部队，这是五年前无法想象的。
青年人男性青年人已经出现了缺口，不得不由女性来补充。它背后说明，农村青年劳动力供给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并且人口统计误差可能比之前想象的为大，或是计划生育所致。
近年逐步放开了生育政策，但是新生儿数量没有出现预期增长率，背后原因很多，比如幼儿园、妇产医院设施不足水平低，也有现代社会生育观念改变，但是最大制约因素则是育儿成本。因此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年轻高收入阶层（演艺界最为典型）二胎满足率最高，而相当多适龄青年夫妇仍然是一胎化。
目前这种现实存在，即使完全放开生育，人口增长也不会出现大的变动，因为生育成本在中国占工资收入比例太高。并且中国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对于低收入阶层生育抚养补给政策（如牛奶和食品补助），因此中国年轻低收入夫妇是无法承受二胎化的，中国生育现状是成本形成了无形门槛，而不是社会进步人们选择丁克家庭。这种门槛的作用，会有多种效应出现，比如高收入家庭人口增长快，当然对于人口素质提高有好处，尤其长期看。
另一种不平等就会出现，就是生育权，完全利用经济杠杆调节，就会出现社会道德困境即不平等性。近些年农村生育率放开二胎划新生儿没有大幅增长就是经济门槛发生了作用。这种现象既是所谓改善人口素质优化的历史机遇，但也是生育权不平等历史阶段，道德困境或者人性残酷性就是因为这是采取的经济丛林法则给予人们在生育权方面选择。因此在生育率没有大幅反弹，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全面进入经济领域时，讨论延迟退休显然是没有必要的。目前人口最正确政策选择就是完全放开生育，适当考虑低收入阶层的生育补助，全面改善幼儿园、妇幼医院、中小学设施，让它们变成新的供给侧，带动经济增长，迎接二十年后中国新一轮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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