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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寅:特殊措施只适用于特殊时期

行政管理者在疫情这个特殊时期,在防疫、治疗和社会管理方面有很多特殊措施,应该说无论在外界看来是怎样或者评说,在面对疫情这个特殊时期,社会各方应该以支持态度面对,至于措施是否完善、是否还有更好方式,应该是在疫情过后去讨论。当然这种讨论是必须有的,因为疫情付出代价是非常沉重的,否则对不起这个国家、民族和武汉父老乡亲。
 
之所以在疫情过程中不去讨论这些措施,是因为社会行动要聚焦、效率要最大化。行政管理者采取措施当然是从它的角度评估后的结果,也是它认为最优的选择,社会必须支持它去试,以及容许它在过程中自我调整(措施)。
 
疫情如此重大事情,行政管理者与我们普通人有相同地方就是紧张,如果此时外界声音过多,那么本来它就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下(有别于平日),就会更加忙乱和不自信。其次行政管理者也有与普通人有着不同地方,就是它信息占有量优势。信息优势一般而言在措施方面,带来是相对优化的,对于疫情这个问题来说,就是效率优先、成本次之(社会和经济)。只有在问题减缓时,措施才能变得层次多一些,考虑周到些,这是规律,全球行政管理者都如此。至于面对信息的处理能力和判断能力,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也是需要事后总结和改善的问题之一。
 
由于特殊时期措施,带有很强目的性,并且这些措施,显然是有很大代价的,一个是经济代价比较明显能够看出来,还有一个是隐形社会代价,比如人们会在一个精神高压状态忍受。这种忍受理解是因为有一个更大威胁在那里存在,尤其这个威胁是带有生命色彩的。
 
特殊措施越严厉、执行越到位,那么效果一定会呈现出来。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严厉政策执行过程中,也应该有人性化因素注入,比如封城、比如小区出入管理,应该有一个概达到什么标准时,就可以改变。即使说不出准确时间表,也可以采取两周一延续方式告知百姓,这样给人有希望的感觉,即使延期了,由于沟通到位,理由讲清,反而有助于行政管理者与百姓之间关系变得良性,而不是由于疫情彼此变得如同疫情一样紧张。
 
行政管理者与普通大众的诉求,有时因为角度不同、位置不同有差异,并不是一个什么稀奇的事情。但是如同各自有一个诉求的圆,两个圆交叉点越多、面积越大,社会效率一定是高的。行政管理者可以定义诉求内容,普通者也可以定义诉求内容(即公共诉求),彼此呼应对方诉求显然有利于社会发展。
 
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带来效果,这种社会管理经验,只能在特殊时期在总结基础上,再出现类似情况,再重复使用,当然没有人希望类似情况再出现在这块土地上,最好这种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派不上用场。如果这种立竿见影措施,有人觉得可以复制一部分可用的,变为常态化措施使用,作为一种经验继续下去,那么经济成本也许并不明显,但是社会成本将是持续了。也就是说特殊事情措施,不能复制作为常态化措施,这种经验只能在特殊情况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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