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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者在疫情这个特殊时期，在防疫、治疗和社会管理方面有很多特殊措施，应该说无论在外界看来是怎样或者评说，在面对疫情这个特殊时期，社会各方应该以支持态度面对，至于措施是否完善、是否还有更好方式，应该是在疫情过后去讨论。当然这种讨论是必须有的，因为疫情付出代价是非常沉重的，否则对不起这个国家、民族和武汉父老乡亲。
之所以在疫情过程中不去讨论这些措施，是因为社会行动要聚焦、效率要最大化。行政管理者采取措施当然是从它的角度评估后的结果，也是它认为最优的选择，社会必须支持它去试，以及容许它在过程中自我调整（措施）。
疫情如此重大事情，行政管理者与我们普通人有相同地方就是紧张，如果此时外界声音过多，那么本来它就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下（有别于平日），就会更加忙乱和不自信。其次行政管理者也有与普通人有着不同地方，就是它信息占有量优势。信息优势一般而言在措施方面，带来是相对优化的，对于疫情这个问题来说，就是效率优先、成本次之（社会和经济）。只有在问题减缓时，措施才能变得层次多一些，考虑周到些，这是规律，全球行政管理者都如此。至于面对信息的处理能力和判断能力，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也是需要事后总结和改善的问题之一。
由于特殊时期措施，带有很强目的性，并且这些措施，显然是有很大代价的，一个是经济代价比较明显能够看出来，还有一个是隐形社会代价，比如人们会在一个精神高压状态忍受。这种忍受理解是因为有一个更大威胁在那里存在，尤其这个威胁是带有生命色彩的。
特殊措施越严厉、执行越到位，那么效果一定会呈现出来。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严厉政策执行过程中，也应该有人性化因素注入，比如封城、比如小区出入管理，应该有一个概达到什么标准时，就可以改变。即使说不出准确时间表，也可以采取两周一延续方式告知百姓，这样给人有希望的感觉，即使延期了，由于沟通到位，理由讲清，反而有助于行政管理者与百姓之间关系变得良性，而不是由于疫情彼此变得如同疫情一样紧张。
行政管理者与普通大众的诉求，有时因为角度不同、位置不同有差异，并不是一个什么稀奇的事情。但是如同各自有一个诉求的圆，两个圆交叉点越多、面积越大，社会效率一定是高的。行政管理者可以定义诉求内容，普通者也可以定义诉求内容（即公共诉求），彼此呼应对方诉求显然有利于社会发展。
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带来效果，这种社会管理经验，只能在特殊时期在总结基础上，再出现类似情况，再重复使用，当然没有人希望类似情况再出现在这块土地上，最好这种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派不上用场。如果这种立竿见影措施，有人觉得可以复制一部分可用的，变为常态化措施使用，作为一种经验继续下去，那么经济成本也许并不明显，但是社会成本将是持续了。也就是说特殊事情措施，不能复制作为常态化措施，这种经验只能在特殊情况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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