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带来很多的变化，有些变化其实之前就存在某些迹象，但是由于社会整体还处于一个正常化运转，所以没有显露出来。当运转出现某种停摆时，问题就会浮现出来。尤其一些边缘性工作者、即外地到城市打各种零工的务工人员，从基本小康状态，有滑向平困可能性。

很多人在城市中，已经来了很长时间，做着各种零工，一人打几份工是他们的生存常态，疫情来了后，他们是最早没有收入来源者，所有花费来自以往含辛茹苦的积累。他们没有城市的社保、医保，还要付房租和子女教育费（大多为溢价）。他们已经习惯了城里生活和节奏，不到万不得已，显然是不可能回到故乡去，尤其子女。但是在这里坚持，收入又开始减少有不稳定，支出则是固定的，另外这两年城市物价压力，已经开始出现，疫情把这些潜在问题都给显性化。

疫情带给农村的压力就是不能轻易出外打工了，但是它还可以自给自足地生活，但是城市是做不到自给自足农村生活的。它是靠工作获取收入。疫情之前，其实在治理经济环境下，零工数量已经在萎缩，劳动力成本在刚性需求下，必然被拉高，加上生活物价逐步走高，这部分零工者其实已经步履艰难了，疫情不过是把已经有的矛盾强化了。这部分人很可能是第一批城市返贫者，加上原有弱势群体、超高龄孤寡老人群体，在农村逐步脱贫情况下，在城市某个群体或某些城市（资源类、重化工业类），会出现逆农村趋势的城市赤贫化现象，甚至某些北方小城市，会出现城市不如农村状况。以往城市是代表的富康形象，也是人们追求更高生活和工作地方，但是如果一个城市开始出现返贫或赤贫化迹象，那么这些城市就会被无情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