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对于中国经济未来情况有着很多观点，在这里谈一些自己观察和认识。

1、从历史角度。1840年以来，中国内部停止个人经济活动，只容许集体经济活动，只有二十年时间。大多数时间个人经济活动没有中断过。但是全面开放和鼓励个人经济活动（作为中心）时间也很少，大多数时间是一种个人与集体同时进行经济活动，之间权重在不断地有所调整，并且变化比较剧烈是特征。锁国一词并不仅仅指对外，它是具有双重意义的。就中国历史而言，首先是提升内部收紧，然后才是导致对外收紧，没有一次例外。

2、商业本性角度。中国人会做生意、能做生意、适应各种环境（全球范围和角落）是有目共睹的。只要容许个人经济活动，中国人就整体而言，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这是我们的本能生存本领，在血液之中，虽然不能说人人都具备，但是一定是全球人口比例最高国家。但是如果经济处于不断地下行，经济蛋糕增长变慢，那么人人经济活动（这里指创业或者称之为人人做老板）会与高速增长期有着明显差别。

中国商人就中国社会本身而言，并非是社会不被重视的人群，也不是不被尊重人群，但是用现代社会角度而言，确实经常被打扰情况，这种历史从未中断过。但是不能说他们是社会底层，因为中国历史每次剧烈动荡，没有证据证明是与商人有关，中国商人在中国社会地位，一直高于大多数人（略低于官员），这才是事实。

中国经济生活无需讨论中国人能不能创业问题，而是中国人商业模式或者称之为商业文化，是否需要改进的问题，因为这种文化中的部分内容已经与世界商业文化产生了直接冲突（这里就不举例子了）。当然世界也需要认可中国商业文化，但是比较难。这个问题历史上已经无数次暴露出来了（有一定周期性），此次是从2011年开始变得有些显性化。我们这里讨论商业文化不是课文上显文化部分，而是平常大家遵守的，并非用文字表达出来，在人们心里的那些规矩，即潜文化部分。

3、中等收入陷阱角度。我们这里不讨论这个经济现象的学术定义，而是现象某种观察。一是中等收入家庭（即中产阶级），两个观察点，首先是群体数量或人口比例的增长是否停滞或减慢，二是他们收入增长开始停滞或下降。为什么不选取超级富豪数量增长观察，这不是因为一个正义、公平或道德原因，而是广泛经济意义。二是有了中等收入（或称之为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标准）以后，社会分配就会更加突出，尤其经济增长变慢时（一般这种情况是相伴而生的）。所以需要关心这时，经济运转方式或者称之为行政管理方式是否有很大变化。即社会兼顾性、平衡性是否作为理念和行为的准则。简单说，就是行政管理体系是否已经变成了对于最广泛公民是服务型政府，这个变化的程度即包含多数分量（完全定量或测量），这是是否能够跨越中等陷阱关键。而不是保留更多地从贫穷状态达到中等情况的那些经验，而是需要积累新的经验或实践。如果依赖过去经验或者更远的过过去的经验，那么中等陷阱是无法逾越的。

4、问题共识角度。经济推进比较快的时候，经济问题的共识也是最高的时候。经济推进变慢，无论是什么原因，比如这次前所未有疫情，这时经济问题的社会共识就比较难，这就需要比平常更加主动去征询经济一线操作者的意见，与此同时观察最底层民众的经济状况和他们需求。如果政策在此时变化过大，尤其出现反复，可以认为就是调研不够，想当然成分比较大或者说是用过去的经验去做了。

问题有分歧不可怕，任何一个经济问题，都会有这样情况存在，也不分中外。但是如果出现了分裂，各主体出现了渐行渐远，则是经济发展最大障碍。解决这样问题的核心，在任何一社会和国家都是相同路径，即第一需要政府大公无私，第二倾听社会，第三资源集中到在最需要（需要讨论和博弈）地方去。

所有问题都要细致处理，而不能采取懒政方式，尤其问题不能变成一个又一个“死扣”的状态，否则问题积累越来越多，需要付出极大社会和经济成本的代价。所有懒政都是有理直气壮的理由，但是应该有更大理由在这个之上，那是就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