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1年英国颁布了“济贫法”，它是社会保障体系雏形，那是工业革命初期阶段，也是英国作为头号强国阶段，它担负了解决那个时期，以至之后很长时间工业化“贫富差距”问题制度性措施。2008年以后全球进入了信息化时期，贫富差距问题再次变得突出，那么作为目前头号经济强国美国，必然需要承担历史性的责任，解决这一问题并且提出新的体制性解决方案。近几年美国各方人士，对于贫富差距问题的存在或严重性基本没有分歧，但是解决这一问题方式，则是充满着争议，在制度性措施上博弈更加激烈。

由于新冠疫情的发生，这一争论和焦点有所偏移和忽视，但是相信随着疫情严重性下降，经济的恢复，有关美国“贫富差距”解决方案社会大实践和大博弈，会很快地恢复，因为贫富差距问题不可能像对付疫情一样能够很快找到应对的疫苗，目前还处于无解状态。也因此矛盾还在深化和发酵。

2016年以来特朗普主义盛行，其实就是贫富差距问题另一种发作结果。拜登上台后初期不会有精力来处理这一长期性的问题，另外根据以往他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属于传统建制派，因此在拜登任期中出台体制性，具有划时代影响的新的社会保障体系概率似乎也不高。

但是目前看，美国对于这一问题讨论广泛性（含解决方案），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或者其他国家还是采取回避态度居多。最终在美国产生新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可能性为大，虽然最终出台方案内容是什么，什么时候能够完全很难预测，但是这个过程值得讨论，因为它深远性不可低估。也是一个软实力的内部再造后，从而继续影响本世纪的世界竞争和局势潜在的大手笔。

接下来系列文章，如同以往一样我们采取非学术性的，去讨论而不是定义优劣，美国各方人士解决“贫富差距”方案和各方博弈态势和背后各自基本逻辑。即他们行为和言语目的是什么，当然也包括背景的分析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