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贫困组织乐施会的一份报告称，收入不平等加剧了。全球最富有的人在九个月内从新冠肺炎的倒闭中恢复了亏损，而生活在贫困中的人数增加了一倍，达到5亿多人。根据联合国机构国际劳工组织的另一份报告，与2019年年底的就业水平相比，去年几乎有9%的工作时间是在大流行病导致经济瘫痪之前丧失的。分析发现，这相当于全球2.55亿全职工作岗位的流失，大约是2009年大衰退影响的四倍。

在博弈贫富差距社会解决方案的过程中，美国的富豪们也有部分人参与了其中。索罗斯和达利欧属于言论呼吁型，他们都在这几年公开讲演或者文章中，直接指出贫富差距问题严重性，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因为这一问题（首要性）已经威胁到了美国社会体制的安危。

达利欧在最新采访中再次强调他既往观点，指出资本主义必须进行改革，贫富差距过大已经触发了美国进入紧急状态。索罗斯曾向2020年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发出公开信，呼吁对包括他在内的富人征收财富税。这封公开信是索罗斯联合18位亿万富豪共同发表的，该信称：我们呼吁所有总统候选人，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支持对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也就是我们，征收适度的财产税。索罗斯的公开信还说，财富税可以筹集到数万亿美元，可用于改善环境、普及儿童保育、减免学生贷款债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低收入人群的税收抵免等。

巴菲特日前谈及美国贫富差距问题指出，市场力量有其局限性，在解决不平等方面政府尤其应该发挥作用。巴菲特称，拥有市场技能的人与其他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解决这一问题，需从两方面着手。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的同时，增加所得税抵免，让普通民众口袋里的钱增加，同时对富人征收更高的税。

摩根大通CEO戴蒙表示，他不反对对富人提高税收，但认为财富税几乎不可能实施。“我认为你是通过对他们的收入征税，而不是财富。计算财富将变得非常复杂化、法律化、官僚化、监管化，人们会找到100万种方法来绕过它。我只会对收入征税，在这样的税收上作弊是很难的。”

特朗普政府时的白宫经济顾问库的洛在接受福克斯电台采访时表示，民主党人提出的给富人加重税的提案有可能导致美国经济出现类似于委内瑞拉那样的危机。他说，向富人征税从来都不管用，“看看委内瑞拉，绝对是一场灾难。他们对富人征税，对所有人征税，他们获得了平等，每个人都很穷。” 

给富人征重税首先由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女众议员议员民主党人AOC（Alexandria Ocasio Cortez）提出。她曾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60分钟节目采访时呼吁，对年收入超1000万美元的美国人，征收高达70%的边际税率。随后，欲参与美国大选角逐的民主党参议员沃伦也提出类似方案，欲向资产价值超过5000万美元的富人每年多征2%的“财富税”，向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人每年多征税3%（现在提出是2%）。

戴尔创始人兼CEO迈克尔·戴尔在达沃斯的一场小组会议中表示：“我不支持这种做法，我不认为这将有助于美国经济的增长。投资公司Guggenheim Partners的高管斯科特·米纳德直言，这项提议（富人边际税率70%）“太可怕了。”星巴克创始人兼前CEO、打算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2020年大选的“星爸爸”舒尔茨表示，他也反对民主党众议员对年收入1000万美元以上富人征收70%边际税率的提议：“民主党的观点不代表大多数美国人，我不认为美国想要70%的所得税。”

目前在美国对于征收富人税观点泾渭分明，即使支持征收的，对于征收税种和富人范围（资产范围），也有不同意见。比如盖茨希望是征收资本利得税（证券市场方向）。

另外摩根大通CEO戴蒙和彭博社创始人布隆伯格准备进行教育平等青少年（低收入家庭）的实验；盖茨是在公共卫生领域做着公益性的平等实验（看病平等）。还有的富豪是，继续在慈善道路上捐款。总体而言愿意参与贫富差距社会解决方案美国的富豪们，更多是从机会平等角度去做具体事情，理念就是在保持社会竞争性的同时，让所有的财富或成材路是畅通的，不让阶层固化，找不到路的希望，并且培养在自己实践的那条路上，产生社会精英的例子和榜样。他们更在乎机会平等，是不是有希望之路。认为纯粹弱势群体，只能用社保来担当，他们用捐款来解决，而不是更多税收。

关于富豪的自我认知，巴菲特说过一句更有名的话，“我认识的那些亿万富翁让我明白，财富只是让他们本来就拥有的美德得到彰显。至于那些本来就是混蛋的人，财富也改变不了什么，他们只是变成了有钱的混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