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分析中的“情绪场”

人是感情的动物，分析员也一样。感情的变化少不了外界刺激和情绪氛围的感染，分析员经常会面对如何控制“情绪”的问题，使自己能够冷静地对待客观世界，运用理性眼光、逻辑的思维梳理着分析标的。但是在经济或社会一些突发事件中，当舆论氛围营造出一种超越正常情感，使得“义愤填膺”占为主导“情绪”形成了一个压力“场”的环境，即称之为“情绪场”。这种“情绪场”带有强烈“集体吐槽”的“公众共识”，具有“无可怀疑”性和“无可置疑”性。

所谓“情绪场”并非都是来自民间，政府或机构有时也会制造“情绪场”。民间的出现的“情绪场”与政府或机构制造“情绪场”区别是：一个是在随机或突发事件后产生的，一个是在人为事件之后制造出来的。民间“情绪场”带有强烈宣泄性，政府和机构的“情绪场”带有强烈引导性。无论哪种“情绪场”都会产生情绪上的“羊群效应”，语言上的“口诛笔伐”，行为上“从众效应”，个体意见埋没于群体意见，激进代替理性，适度让位于过度，平和从属于极端。“情绪场”更像一个言论唱“高音的比赛”。

在对突发事件分析的时候，分析者容易被社会对该事件情绪所左右。而情绪是一种表达，一种认知，而不是一种分析。当很多人都同样表达和认知时，如果你在其氛围之中，将不可避免地被感染。这种气氛自然形成一个强大“情绪场”。“情绪场”不能用简单用好或坏来评价，而是看做必然要出现的现象和结果，它是“公众事件”的附属品。

作为职业分析者应该很快地对重大的随机或突发社会或经济事件中“情绪场”给予最快的识别，判断出“情绪场”主要的观点或诉求是什么？情绪目标是谁？情绪与目标是否是对抗关系？是否是不可调和的关系？事件“情绪场”应是做为事件分析一个因素，一个观察点来看待。它是社会、政府和机构的“内心态度”的“难得一见”直接暴露的窗口。“愤怒的真言”与“恐惧的谎言”人类只有在极端情绪化时产生，它是分析员可以用最小成本、在最短时间里获得最有价值的“社会内心”和“权力者内心”信息方式之一。

 “情绪场”容易形成对事件简单肯定与否定的舆论，一旦事件透明度出现“时滞“现象，一定伴随着舆论进一步的猜测、演绎、放大和夸张言辞。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企图影响舆论势力也必然进入到”情绪场“中，制造出各种“杂音”。

由于广泛地“法不责众”情形的存在，因此不会形成对“情绪场”的观点是否正确或准确形成主观责任声讨与追究。“情绪场”经常表现为群体意识，而非个人的意识。个人分析与意识带有自然责任和成本，集体意识是没有自然责任与错误成本问题。对集体审判，让集体认错是极其困难的事情，而实际生活往往个人承担哪怕是集团错误后果，替罪羊是人性“丑恶”一面，并且从来就没有终止消失过，因为人类文明进步总是落后于人类技术进步。

分析既要有对事件普遍性认知，也要有对特殊性认知。“情绪场”一般对普遍性容易形成共识，对特殊性是无法接受的。其实冷静分析事件类型一定是多样的，但是在人们之间交流和问讯中，你感觉到人们一种“情绪场”的存在，无论什么发生事件大家对肇事者“动机”最为在乎，其实更多人对所谓“动机”询问，不过是问他人同时实际上自己已经有了“内心答案”，只不过让对方说出自己“内心答案”，满足一下自己正确判断而已。这是人们互相交流中的最有趣眼神“场景”与口气“瞬间”。

事件“情绪场”存在情绪叠加和情绪递减两个明显特征。所谓情绪叠加是指一个事件或同类事件中，前一个问题还没有在情绪上得以舆论方面平复，新问题又再次出现，把“情绪场”带入一个新的情绪高潮之中。去年年初的“重庆事件”、以及“表叔”与“艳照门”事件就是两例比较典型“情绪场”叠加案例。而情绪递减是指类似“狼来了”同样事件重复出现后，使人们情绪不断在“失望中”丧失了舆论关注度。近年关于房地产税媒体事件就属于这类比较典型案例。

情绪高潮的时候和情绪低潮的时候，都是分析“智商”最低的时候，也是分析最容易出错的时候。如果你打算从事专业分析，那么应该注意在分析社会事件“情绪场”的问题。 如果你想分析变得更有力量，那么你就要远离“情绪场”做一个具有职业素质的“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