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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力量(13)

 

政府经济政策分析手筋

 

几乎所有的经济分析都回避不了对政府经济政策的分析和预判。那么分析和预判效果取决于分析者对政府了解多少。但是由于政府神秘性、自我保护性,因此信息就会显得非常少,经常给分析者带来很多困惑和无奈。由此这样就会有两种倾向出现:部分分析者为了在同业或机构内获得竞争或升迁优势,因此本能地就会利用各种手段去接近政府和政府人员,希望得到第一手政府信息(甚至内幕信息)。另一类是对政府采取清高和不屑一顾态度,以我行我素方式,按照自己理念分析政府经济政策,也就是一种要求政府按照分析者心中理想轨迹和内容出台或颁布。前者采取方式非常容易带来职业和个人政治和法律风险;后者采取态度无法履行分析者职业使命和要求,无法完成对客户合同义务。其实分析和研判政府经济政策走向完全可以依靠公开信息,在保持与政府合适信息距离,摒弃虚无态度,用现实精神,去完成分析工作。往往所谓类似政府政策研判这种“高端事情”,有时反而应该采取“接地气”方式去做;而所谓类似商品市场第一线调研这种“低端事情”有时反而应该从“更宏观”方式去体会。逆向思维和反逻辑运用是分析者能否在一个更高视野下和分析境界里工作的关键意识之一。反应是具有天生属性的,意识则是可以通过后天自我培养。

 

1、成为“编外”的政党史信息专家

 

今天是昨天的延续、是历史重复与发展。政府的主要政治家来自所谓执政党,因此无论分析者的政见如何,有无政治立场和信仰,作为政府经济政策的分析者职业要求必须懂政治发展史,是政党史信息专家。因为今天是历史投射,从执政党历史中发现执政理念、行为方式和事件处理模式,这样可以借古预今。政党历史越长可参考信息越多、越有规律可循。由于中国已经进入了多元信息时代,一些历史资料已经不再是禁区,分析者已经完全有条件得到相当部分真实的历史信息资料。分析者不必成为历史学家、社会也不需要来自你的历史是非评定,但是职业需要你对政府可能出台政策给予时间上和方向上准确判别,以及一旦这些内容兑现对于经济影响是什么,客户如何应对这些影响给出建议或意见。

 

2、熟悉政府内部运作方式

 

任何政府都会有其独特运作方式。它的政策制定程序与步骤、它的对外反应机制、它的处理经济事件模式都可以从长期观察中摸索出来。政府经济政策有着内部智囊(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和国家信息中心、社会科学院等)和外部智囊(知名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它们作为提供政策基础意见和依据。然后是决策主管政府部门意见,在后是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财经委、国务院研究室这样机构形成最后文本交给领导抉择。

 

3、最后的决策步骤

 

中国政府领导们它们信息相当部分获取来自所谓“内参”,这也是与其他国家比较大区别之处,尤其国内信息。国外大多数领导者国内信息都来那个国家主流报纸或电视台新闻节目,只有海外情况来自情报机构“时事简报”一类报告。中国领导在重大经济决策之前还比较愿意去主要经济热点地区(比如长三角或珠三角)去调研或巡视,与当地领导和企业家座谈,了解实际情况和建议。这也是中国特色政府经济决策模式之一。在全球大多数国家领导基本不会采取这样微服私访模式去了解经济现状或实际情况,他们依赖国家统计部门和主要经济类媒体的报道在办公室内就可以基本了解到全国经济基本情况和主要市场动态了。国外领导人只有在国家发生重大灾难或者出台重大经济政策需要鼓舞民众士气或得到民众支持时,走进经济第一线面对产业者进行演讲。由于中国政策决策权大多在最后时刻都是由各级“第一把手”拍板,因此了解“第一把手”思维模式、处事方式和逻辑偏好就尤为重要。这些完全可以通过领导讲稿、活动和影像等公开信息得到。

 

4、政策方案可能的选择

 

经济学家总是一群对政府政策最严苛评论者,很少能够看到受到他们大多数人支持的经济政策方案,因此似乎也造成了一种印象,政府是不是根本就不知道有这种方案存在。但是为什么经济分析员经常能够准确预测到政府政策内容,虽然他们比经济学家更少地能够有机会参与经济政策制定或建议。这不是一个智力问题,也不是一个信息问题,这是一个思维方式问题。因为经济分析员知道政府政策方案永远采取的诸多方案中的次优方案,而非最优方案(或最优效率)那一个,因为政府政策一般比较保守、希望能够平衡政治风险或各种利益,找一个尽量阻力小的方案来实施或者散钱大家都乐的方案。

 

政策出台时机如果从外部来看,可以分为走在问题发生之前(所谓前瞻性),走在问题发生之初(所谓及时性),走在问题发生最激烈之时(所谓滞后性)。但是一般规律而言,大多数政府政策具有滞后性的特征,这与决策程序和决策心态有关,政府总是希望看清楚了在行动,这样政治风险比较小,并且相信自己具有超凡资源调动,强大无比到可以出不惜代价地出重手,一切事态都可以扭转乾坤。

 

5、说什么重要做什么更重要

 

政府官员在公众场合经常被问及政策相关出台进展情况,有时他们也主动开一些发布会或通气会等。但是类似敏感一些岗位上的官员比如央行行长,说话总是给外界印象是“话里有话”“似是而非”的感觉。而外界也是希望能够在政策问题上得到有关官员的及时反应,尤其媒体总是在一些场合“不失时机”“见缝插针”“积极拦访”去争取得到官员的表态,那怕仅仅是“只言片语”或者看到一些特殊表情。当然能够直接回答问题,解惑疑虑是很好事情。但是有时候不回答也是一种回答,也是一种信息。关键是不回答之前提问是什么内容,问题设计才是关键。

 

有的时候官员为了让政策有着出其不意效果,刻意让信息比较浑浊,去让外部有一种猜的状况出现。另外一种情形是官员为了吓阻一些市场他们认为不良趋势进一步发展,用一些“口术”策略。给予市场压迫感。但是任何事物是这样,反复频繁使用某种战术或策略边际效应都会递减,政府信誉都会受损。中国房地产政策就是典型一例。因此分析者必须把握最终观察原则是:政府说什么是很重要事情,但是政府做什么才是更重要事情。说话轨迹要记录它是信号、行为路径规律才是预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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