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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观察之土地膜拜(6)

拆迁源于潜意识

 

根据国内媒体报道,2011年中国各级监察机关围绕着征地拆迁是否合规、补偿安置是否到位、拆迁行为是否依法、政府及相关部门是否尽责等主要内容,对各级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实施监管,严肃查处了1480起强制征地拆迁问题。由监察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务院纠风办四部门直接查处的11起案件,就给予57人党纪政纪处分和问责处理,涉嫌犯罪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31人。这是少见的在公开媒体可以看到的有关征地拆迁过程中的违法案件报道,近些年大多类似违法强拆情况,已经很难在公开的媒体上看到,实际情况则是依然比较严重。

 

由于强拆案件属于负面信息,又占了上访案件四分之一,因此其具体数字必然成为有关部门“机密”。甚至这个数字都很难说,应该从哪个部门能够得到,并且应该由哪个部门来统计。土地管理部门如果不执法强拆案件,那么就不可能去主动统计。公安系统这类报案,如果不涉及人命往往也不会出警,因此也很难有他们的统计数字。强拆案件在司法实践中,能够进入法院的个案则少之又少,因此法律层面统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各级地方信访部门理论上应该有所统计,但是由于上访对象就是地方政府,因此这个数字一定会本能地保密起来。因此强拆数字由于各种原因的存在,显然是无法得到全面真实的情况,同时也不存在可能有独立调查统计社会环境。可是这一切现状存在,并不意味着强拆作为一段历史可以不留下任何记忆和痕迹,即使有我们如此轰轰烈烈、令人惊奇,让全世界惊叹的经济成长。强拆就是挑战现代文明人类野蛮时代的在当代的活化石。

  

在土地管理部门执法统计中,土地违法和执法统计公开的仅仅是土地违法出让、违法审批和违法交易,而涉及民众的违法土地案件则是没有公开,公开的都是不执行上级命令和政策的违法案件。即使这样我们也能从数据中发现问题,比如2001年至2007年结案土地违法数量在减少,但是违法面积在增加(见图1),这种背离说明单个案件违法土地面积在增大,意味着违法胆量也在增大。在2013年大量出现地王背景下,我们看到土地违法和土地案件结案数量也出现了多年以来首次反弹。显然是由于土地价格上涨带来的土地违法新浪潮。

  

拆迁作为城市化一部分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核心是否是按照文明的手段和措施进行实施。以及建设和经营城市的思维是不是人性的、人文的,是否是延续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以北京为代表的新的城市化和新的工业化快速发展,北京第一轮新移民的出现了。北京在城区外围建设很多部委机关和家属大院。这些大院建筑地,大多处于当时城区之外。而普通原住民则进入1949年之前逃离这座城市内有产者留下空置房屋。这一轮城市建设并不涉及拆迁,基本符合世界城市化潮流,即保护老城区,同时一切新的建设在新的城区开始。但是到了建国10周年时候,北京开始了所谓10大建筑建设,这时开始出现了并非在郊外荒地建设,而是在已有北京城内建设,因此就出现了拆迁,古都被第一次进行建筑风貌分离与肢解。到了70年中,北京建首条地铁时,北京城墙就开始彻底消失和解体。这时的拆迁大多的对象都是针对没有人居住的文物类建筑,即城墙和河道。建设新时代建筑的雄心,不但是一种气魄表现,也是一种证明新的建筑代表新的时代,要取代任何旧的时代从精神到物体(古迹),比一切中国过去时代都好潜意识,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到了文革时期,这种意识形态化潜意识,就更为极致与极端,甚至希望摧毁一切旧时代建筑,只留下革命建筑(成果),但结果是国家建设没有新的任何进展,而历史文物古迹到是消失很多,整个国家满目疮痍。这样好胜逞强,表明自己存在的独特性,要证明给外界看的潜意识,也可以说是一种意识形态,到今天都在作用着中国要“办大事”“要大面子”的建设和拆迁行为。

 

上个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建设房屋正在很多城市拆毁,我们的当代建筑历史遗迹又在拆迁中出现断代和消失。80年代和90年代建设房屋也在被拆迁者们以安全的名义准备动手让其消失。似乎我们永远希望在自己手中出现新的建筑奇迹,而从不在乎历史,仅仅愿意消费当代,利益自己。这种现象如同,我们在很多城市街道看到场景一样,那就是同样道路每年都在拆、都在翻新,呈现“道路建设拉锁”景象。我们确实是“破坏性”经济学践行者,不过区别是“破坏性”经济学,那是指自然灾害造成破坏性,带来的从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经济现象。而我们的破坏性,是让历史文物和历史脉络断代,这种自私自利的表现,属于名副其实的破坏性。如果是世人公认好是无需证明的,只有自己担心别人说不好,才极力表现试图让别人相信自己是如何的好。

  

北京是最早进行内部改造城市,并且由于城市内部出现拆迁(动迁),城内居民的外迁,城市周边建立若干大型居住小区,早期有方庄小区、后来有回龙观小区等处。拆迁后城内土地大多建立了商业设置。2000年至2006年是北京动迁高潮时期,奥运会之后动迁情况开始下降(见图2)。北京这种动迁模式,从2005年后开始大规模流行于全国其他城市,并且逐步从二线到三线、四线城市梯级扩散开来,。2005年以前早期进入新的住宅小区的拆迁户,大多经过这些年房屋价格上涨,实际上获得比较好的收益(价格或收租)。2005年之前强拆案件有,但是并不突出,更多地表现在农村土地征收上。城市拆迁腐败更多地表现在为了获得更多拆迁后房屋数量的造假、以及受贿和行贿行为。2005年以后由于土地价格飞涨,土地利益膨胀,使得拆迁不在那么文明,越来越多拆迁无论是在城市内的征地,还是在农村征地,强拆变得越来越多,暴力特征明显。

 

在强拆事件中,似乎当事者永远得不到法律帮助。司法好像在这些问题上突然消失了,出现了“领域性”空白,进入了“无政府时刻”。而强拆中的施暴者,暴力“黑衣人”成为一种主宰,占据了裁判者位置。我们体制从权力上,显然从逻辑角度是不可能容许有暴力“黑衣人”存在的空间。但是在实际生活上,在土地拆迁领域里,在一些地方确实出现了这种暴力强拆具有黑社会行为“黑衣人”。这种在特殊领域和特殊事件上权力让位,法律真空,显然是在利益驱使下的有权者的一种默认和漠视的行为。

 

如果潜意识中仍然需要靠“办大事”,作为证明自己存在信心的支撑,如果重商主义仍然是一切追求利益的诉求目的,拆的念头就永远不会在潜意识中消失,那么强拆的行为就一天不可能停止和消失。拆迁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行为,也不是一个特殊文化现象,它是一个涉及人的文明与野蛮的事情。

 

 


图1:历年土地管理部门执法情况

 

                                       数据来源:国土资源部年报

 

图2:历年北京市动迁户数量情况

      

 

                                       数据来源: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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