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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观察之置业热潮(2)

  城市化真伪并行

 

城市化和城市化率在国际上是有通行的定义的。在中国,城市化率由于这个词汇比较学术,使用并不频繁,因此在定义方面没有什么同国际上有什么不同之处。但是城市化一词,往往在实践上和舆论表述上则又很大不同,可以说在中国“城市化”一词像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是地方政府干任何大事借口和理由。它是地方政绩工程、土地财政、融资平台等事情一切概念总称。而更加与城市化一词本身含义宗旨“减少农业人口”“农民工市民化”远离。很多国际通用的经济词汇解释,到了我们这里经常出现“多义”的解释,类似“城市化”这样词汇情况,如前些年对“通货膨胀”解释,也出现了专家学者“各说各的话”情况,似乎这些问题上表现非常具有学术民主。但是这种民主首先是具有排他性特征,即不受国际条理的约束,其次完全强调本国性和民粹性。从2004年以后,中国媒体上出现很多新的“自攒”的经济名词(比如“刚需”),恐怕数量上可以说达到了世界第一。这些经济名词充满中国特色,但是这些名词都没有对应完整经济理论作为支撑,因此也很难国际被广泛采用。最后本质其实就是一个“自圆其说”“自我鼓励”在本土化语境下经济或者政策“自我阐述”,以及权力经济行为的“自定正义”和“自认合法”一个说法而已。

 

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城镇最大变化显示特征并非起步于高楼大夏和宽敞的街道,以及拥挤商业街(古代就有)。而是地下排水系统的建立。国际任何知名城市都有着完备的地下排水系统,甚至这些排水系统构成了一个庞大地下城市。这是现代城市最显示特征。也是最先现代城市拥有的特征,然后才是供电系统、通讯系统的建立。我们现在很多城市都有着国际级别大街和高楼,城市的外貌正在越来越国际化,但是每当这些城市遇到大雨或者暴雨时,这些漂亮外貌下,则呈现出“水国一片”尴尬景象,城市交通大面积瘫痪。一下子这个城市给人虽然高大威望但是是那样虚胖脆弱和不堪一击。城市表面光泽骤然逝去,一切辉煌和政绩一下子都不值得一提了(典型的时代反讽)。其实这些问题反应出,一个城市化根本应该是意识现代化在先,尊重现代城市的发展规律,而不是简单地建设高楼大厦、宽敞街道、大面积绿化的问题。让城市亮起来没错,但是更应该让城市功能人性化地协调发展才是更为重要的事情。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国内一些城市率先提出了“经营城市”概念,并且以改造城市主要大街为主线展开,形成了一轮“城市化”的建设高潮。后来成为一种经验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和推广,直到现在这种类似“大跃进”式的“经营城市”理念仍然在很多城市中存在。“经营城市”理念在一个城市中,实际上变成了当政的“市长经济”和“市长工程”,所有建设工程带有强烈“市长偏好”,甚至街道装饰、建筑物造型都反映出“市长要求”和“市长风格”。并且一任市长换成另一任市长的与此同时,街道装饰风格都随之改变。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能找到这样典型案例(如同一幕黑色喜剧)。城市化经济变成了行政化经济,权力化经济借口和载体。这种特征确实具有中国特色,在其他国家很难找到这样,行政介入经济如此之深、之广的案例。我们的市长确实是一个全球范围内市长精英中的精英,因为他们是全才,不但懂政治、懂经济,并且还可能是一位出色城市建筑和绿化规划师。

 

回顾新中国城市化的历史可以说一波三折。1949年中国城市化仅有7.3%,虽然个数132个,但是按照国际标准意义城市定义,其实够格并不多,只有上海、武汉、天津、南京、青岛等少数几个城市。其他严格地说所谓城市没有脱离农业社会城镇特征,工业社会的城市基本设施很不完善。1949年后新中国进行了大面积工业化的进程,许多军队复原军人(大多原来来自农村)和来自农村建设者,进入新兴的工业化城市(北方居多,因为靠近前苏联),成为城市的一员,当时他们大多直接变成了市民。随着大跃进失败,经济处于大的调整,因此在这些新兴工业化城市中的相当部分来自农村员工又被迫放弃城市身份回到了农村。中国城市化受到了建国以来第一次打击,城市化率出现下降趋势(见图1)。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城市化的倒退。并且城市化出现了10多年的停滞期,直到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化才重新开始。

 

整个上个世纪80时代,城市化进展并不快原因来自,一个农村改革先于城市改革,因此整个80时代农村活力超过城市;另一个是城市恢复工业生产的劳动力主要吸纳当时大量城市待业青年(还无法全部消化),根本不需要农村劳动力(建筑业没有兴起)。农村人口集团性的进入城市开始于“安徽小保姆”,属于特殊农业发展落后地区(人多地少),由农村过剩妇女劳动力打开了城市大门(城市也有此需求)。之后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第一轮经济调整,受到比较大冲击的是刚刚兴起的乡镇企业,农业劳动力一下子变得过剩。1992年后经济再次蓬勃发展,但是此次经济发动机来自城市发展和改革,出现了大规模基本建设高潮,因此城市劳动力已经不能满足需要,此时农村男性劳动力集团性走出农村,进入各类建筑工地和城市各种服务行业。第一代所谓农民工产生了。

 

目前第一代农民工部分回到了农村(建筑业中的),现在是第二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很少有直接变成市民的,他们大多在建筑业和城市服务业(包括海外打工)。第二代农民工大多在制造业和城市新兴服务业中(很少有海外打工)。第二代农民工较之第一代更愿意变成市民,因为他们收到城市文化影响更早更直接。反而第一代农民工(40岁以上)在积累一定财富后愿意回到农村去(尤其建筑业中的)。目前农民工没有直接转化为市民渠道(以所在职业或者岗位),农业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市民化),一般途径是城市周边农村土地完全被城市建设所占用,才能整村整户变成市民(政府提供安置房或部分就业机会),其他途径虽然有,但是大多农村人既不知道也无法办到,反而成为一个寻租渠道。因此农民成为城市市民具有偶然性和特殊性的特征,并不取决于农民每个个体自身的意愿。户口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民变成市民最大障碍。

 

正是因为户口的原因,以及目前城市人口由于居住身份差别,即户籍人口、常驻人口、流动人口的统计差别,使得国家统计局有关城市化率的数据充满争议,其批评高估之声非常普遍。中国目前情况是城市建设很热闹、以城市化借口经济活动、融资活动、房地产活动很热闹,但是这一切与农民工市民化无关。农民工与城市只存在与劳动力的关系,没有身份的转换的认同关系。本质上说中国真正城市化并不热闹而是很冷清。如果农民工不能自由市民化、任何所谓城市化都是一个伪城市化。所谓城市化不过是城市改造而已,与城市化本义相差甚远。“伪城市化”既不能使得原有的中国农村问题不能解决,反而因为农民工不能市民化,造成了新的农村大量的留守儿童问题,这一时代沉重的成本代价问题,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日后中国社会安定和许多家庭架构。

 

城市化是可以带来房地产市场良性发展的,因为它可以让市场清晰看到和估算出每一步发展轨迹和真实需求数量。而伪城市化显然是在制造一种虚假泡沫市场,在夸大真实需求基础上的,去达到投资主体个人利益最大化目的,这种利益最大化目的带有明显“私利”色彩。这种少数可以影响市场的权力利益者的自我亢奋,带来则是一片市场泡沫和市场大量无需求的库存。房地产库存庞大城市无不之前都有这样一种自我亢奋阶段,并且权力者在隐藏真实的库存数据同时,在房地产市场上制造置业热潮。

 

在新一轮城市化开始之前,改革户口的实际行动将在政策层面打开,有人认为最大受益者则是首先放开的三四线城市,其实当户口问题不在成为一个问题时,城市化走向正轨时,一个城市魅力,即就业吸引能力、生活舒适程度、交通便利程度、文体设施拥有程度才是关键所在。也就是说一个城市是否得益于城市化的进程,在于你的城市吸引力,尤其后天的努力(类似北京这样一线城市具有先天资源优势)是比较和竞争结果。吸引两类移民(投资和经济)是很多城市未来必须要做的政策功课。目前中国部分城市已经受到了低生育率和人口外流影响,尤其北方一些城市,已经失去城市基本吸引力。他们已经不在能够留住本地年轻人。仔细观察这些地方有着共同特征,那就是不但硬环境有所欠缺(自然环境),而软环境,政府效率、社会公平度、经济发展结构更是非常恶劣低下。只有少数垄断行业中有关系者就业其中才能享受当地经济利益,其他大多数没有关系着根本无从得以公平的经济利益,因此这样城市经济大多都在萎缩,地方财政都面临困境。

 

目前新一轮城市化的初始阶段,政府是侧重发展特大型城市,还是侧重发展中小型城市,似乎仍然举棋未定。政府户口问题上在一线城市变得非常谨慎、像北京这样城市还在准备做减少人口这样费力不讨好,也不符合经济规律事情。由此看来中小城镇发展是政府希望发展方向。从国际经验来看,特大城市发展是一个经济规律。这是由特大城市综合吸引力决定的,是无法人为地改变的。国际上一些政府为了改变一些特大城市(尤其拥有政府资源的)人口压力,甚至采取中央政府迁都方式。可是综合效果并不明显。反而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原有地方房地产价格没有下降,迁都地方房地产价格暴涨。城市化的进程政府的作用应该解决制度层面妨碍城市化进程的那些法规,而不是应该替代市场的选择。城市化永远不是仅仅城市的问题,也是农村何去何从问题。城市化与农村现代化应一并考虑。


图1:中国历年城市化率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相关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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