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文化

中国人希望拥有自己的“产权”的家的意识根深蒂固，租房住总是认为是无奈之举。这种“产权”私有文化也是中国人生存最重要奋斗目标之一。一旦经济条件容许，或者权力能够触及，中国人一般首选就是购买住房。安居乐业是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的状态。必须创造这样条件，要么是上一代人给予下一代人购买住房，让其没有后顾之忧的提前消费；要么是个人含辛茹苦积攒或集合全家族财力购买住房。中国人的幸福观虽然不能说是拥有自己住房是唯一要素，但是没有自己住房都认为是谈不上幸福的。住房幸福观甚至超过对良好婚姻重要性，因为一般认为有了房子婚姻问题就不是一个问题了。没有自己房子婚姻才是一个问题。现今在住房问题上所谓“丈母娘”诉求带来房子购买动力说法，就是这种住房在婚姻文化中一个直接体现。很多年轻人虽然已经有了合法婚姻登记，往往因为没有自己产权住房，因此没有办所谓正式婚礼。住房作为一种经济条件或者一种安全条件深深介入到了中国的两性关系之中，并且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其他国家也有如此现象，但是并不像中国这样突出和醒目。中国很多男性年轻人为此苦恼，让他们的成家愿望实现变得非常奢侈，即使女友在这个问题上很幸运地比较豁达，但是社会文化层面压力，依然让他们很难轻松地面对这一状况。

中国人为了置业自己住房甘愿降低平常时间里的人性尊严和生活质素。社会文化认为为了房子的一切奋斗和忍耐，都是为了日后尊严和体面。在那些住房销售旺盛时期，“日光盘”层出不穷，周末楼盘是一个城市最热闹、最人声鼎沸地方。这里彰显着中国特色排队文化（全世界除了香港也如此再无他地），人们为了选到自己合适楼层和户型的房子，带着自己被褥（如同即将搬家），彻夜排队，互相大声争吵。开盘时看到的中国人都是一种亢奋状态中国人。如此喧闹地方，必然出现中国另一个特色“围观文化”。很多并不打算买房人也在无所事事地看着这些又兴奋又疲惫排队买房人们，似乎等待一个更有趣、更出乎意料（最好是负面性）的场景出现。

中国人置业动能无与伦比，并且呈现出明显的羊群效应。其中熟人文化和攀比文化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中国置业经常不是独立地去自己寻找资讯，而是先要听熟人怎样介绍和评论，甚至希望找到某种与开发商关系，希望得到经济上实惠。攀比文化与熟人文化（也是中国传销市场兴旺文化原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国人（也是家庭之间）之间特色文化。而攀比文化其实是一种中国特色消费动力，在住房方面就是置业动力。它在人们潜意识中就是：他人有的我得有，不能比人差，否则没有面子；别人有的，我不但要有，而且要比他更好，要比他更有面子。并且这一切还要攀比对象知道，让他没有自己有面子。攀比是一种追求心理胜利超过实际胜利的“自我对话”过程。

中国人强烈地“安居乐业”拥有自己住房意识来源于，长期历史中战乱和自然灾害造成的颠沛流离生活，形成一代代人痛苦记忆，对家一种渴望，变成了具象就是一个自己住房。中国长期农业化社会悠久，观察当代农村人行为就可以知道中国人本质行为诉求（隐形民族性DNA）。农民工在外面打工回到家乡首先把自己在外面辛苦赚钱不是吃一顿大餐，而是新建或者改建自己住房，这是中国农村人头等大事。“成家立业”在农村依然是代表先有自己住房，然后再大婚之事。只有这样才能算是成人，才能在家族开始事业。中国的历史上出现了无数次“家庭再财产”的过程，因为动荡时间总是超过安定时间，在稍微安定市况下，赶紧建设自己家园。因此也就造就了中国人容易忘记痛苦，抓紧快乐的民族性（也是隐形DNA之一）。中国人喜欢在节假日暴饮暴食行为就是典型一例。

“国破山河在”其实这个悲伤词汇之外。告诉我们一个残酷事实不仅仅是精神层面失落，而是家园完全毁灭。那些自然东西依然存在，河流没有改道，只可能被战争侵染；大山不可能因为战争移动，只可能植被被燃烧。人类活动遗迹，除了在地下坟墓给予记忆外，土地之上则是没有任何明显痕迹。中国目前历史记忆几乎是靠出土文物，而实际古代物理性建筑，几乎明代以前建筑荡然无存。并且所谓现在能够看到的古代建筑很多还是属于赝品。中国的历史经常表现是在文字上不是在建筑上。更为尴尬的是，甚至在古代遗迹保留上，日本、韩国、朝鲜和越南不但存有中国一些书籍最老版本，甚至他们古代建筑现今保留从时间上比我们现在国土上任何一个古建筑还老。我们是一个嘴上比任何国家喜欢谈传承的民族，但是我们实际上是一个最喜欢只谈自己当代成就的民族，以往历史无论文字还是建筑，在所谓改朝换代“新时代”来临时，都愿意给予彻底清除的民族。拆迁文化也是我们民族悲情DNA之一，因此并不是这些年才有的，一旦环境具备任何时代都会有。这种DNA消失有赖于文明再造，即中国接受现代文明进展如何。中国不需要文化大革命，而是需要现代文明的大进步。革命是靠破坏方式建立，而文明进步需要是靠学习方式形成。

中国是全球地震和洪水多发国家，因此在战乱之外中国人悲情变得更为厚重。所谓中国人“洪水心理”造成的不安全感作为民族悲情NDA在潜意识中传承着。因此中国人是一个最希望安定的一个民族，因为不想总是因为各种人为或者自然原因流浪。中国人不是一个喜欢流浪民族。也不是一个喜欢四海为家民族。虽然因为各种原因，中国人去往海外生活，一旦群体存在，唐人街这种中国人自己家园象征就会很快地形成，这是全世界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独有民族性。这些年大量投资性中国移民海外出现（国家相对集中），虽然原因非常复杂，但是集体性海外购置住房行为则是共同的，那种安居乐业、成家立业中国人的本性特征显露无疑。如此在一个时间段中大量购置房产，必然造成当地房地产供求关系的变化，造成了局部地区房地产价格快速上升，中国人被指责为当地房地产泡沫主因是无法回避的话题。在国内也是如此，大量所谓“北漂”和“南漂”就是国家内部移民的出现象征。他们移民也并非就是打算永远漂流下去，而是希望能够定居下来，其实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后，大多数人希望做一次性的移民，而不是只要有机会，可以到处移民。一旦一个人在一个地方落下来，在中国如果家庭经济条件容许（非农业人口），会出现全家帮助购置房产情形，因为他们认为一个家族成员能够在一个城市落脚安居乐业，也是改变家族命运的机会。这是中国家庭观的“集体性”的体现，这是中国独有的，其他国家比较罕见（少数亚洲国家也有但不普遍）。

这些年中国很多城市出现“广场大妈”（中国大妈一词也用来购买黄金等一类经济行为），其中由于跳舞声音过大民众争议也比较大。其实这种聚众娱乐也是一种不安全感外部表现。因为只有集体才能有安全感和舒适感。有人认为这是老年化社会必然表现，并且会越来越强烈。但是我们认为并非老年化社会那么简单，更多地是中国特有一些因素起本质作用，老年化不过是强化了参与规模而已。因为走入老年化社会比我们早日本就没有这样现象。我们觉得中国现代历史、住房环境和老年设施缺乏是主要几个因素。目前“广场大妈”她们大多出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因此无论她们经历和住房条件都是处于这个时代比较差的，因此他们不安全感是当代中国人中最强的群体，她们获得社会福利也是最少的，因此必然要找乐（以后60后、70后到了老年这种现象必然减少）。日本是一个老年化社会，但是日本住房有一个明显特征，虽然人口住房平均面积并不比中国大城市的人均住房面积多，但是大多数日本中产阶级住房是独栋（美国独栋又独院），并非中国这样独门但不独栋住房。类似其他国家公寓。因此居住条件并不理想（包括房屋质量）。长期在独栋生活家庭习惯独立安排自己生活（在中国具有这样条件家庭也如此），而公寓式住房人们一般都愿意“抱团取火”（情感需要）和“寻找集体爱好”（大多数人之前业余爱好稀少），喜欢热闹。是不是仅仅居住环境就造成“广场大妈”现象出现，特别是提到公寓这样问题，因为香港也是大多数市民居住在这样房子里，为什么香港不出现“广场大妈”。首先我们提到历史原因，这是香港没有的。他们50后没有大陆大妈经历的一切，因此没有那样的特殊感情诉求。其次一个重要的是，香港老年公寓非常多，让很多老年人有集体生活场所，不必去公共场所去娱乐。如果大陆大妈有这样有意安排场所给她们情感和乃至生活有了释放之地，那么这种所谓“扰民”现象必然消失。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老年公寓作为一个中国住房消费热点将进入发展好时期。

也许中国60后作为历史悲情记忆分水岭年龄段，使得之后出生中国人历史悲情不那么像前几代人那么深刻记忆犹新。但是现实生活并不使得他们变得轻松，中国80后、90后将相继进入购房置业时期，需要有个产权的家的意识，在他们这一代没有减少。他们是刚需的一代也是一个房贷沉重的一代。但是我们认为他们在住房方面智慧并不会上一代少，他们处理住房问题上会比上一代人更加灵活、更加理性，因为他们出生就是在信息时代。信息如同知识一样是一切理性行为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