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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寅:病毒索源难点所在

病毒索源的问题,一直是疫情以来几大焦点之一,已经有了几轮追踪信息高潮,以后也不会停歇。但是为什么没有一个准确说法出来,比如第一例病毒在怎样从动物身上转移到人类身上,最近一轮信息主要集中在可能的中间宿主是穿山甲判定上。可是蝙蝠病毒如何到达穿山甲的身上,穿山甲的病毒又是如何在什么地点和时间来到人的身上,并且这是一种可能性,并不代表就是这次或者是下一次的该病毒唯一的传播途径,因为目前国内外最新病例都已经发现,并没有到过疫区,也没有与来自疫区的人接触史病例。

 

日本刚刚发生一起病例是在一个小城市中无业者身上,他没有海外旅行,也没有接触来自疫区人士接触历史,在询问过程中,他能提供信息极其有限。日本为了调查此案例,甚至准备动用以往只用于刑事侦查手段,比如手机定位、视频监控,去了解该人士发病之前行为轨迹和所去过主要场所。其实这个案例已经表明调查此类流行病源难度,一个是个人隐私权问题,调查时人们表达会有自我保护倾向。另一个由于潜伏期存在人们回顾记忆准确度的问题,还有病人大多没有流行病的知识,因此哪些细节(场景)是重要的无从判断。并且大多数调查只有流行病专业人士才能准确提问和把握,并非任何一个门诊大夫都能做到。

 

从这次不断地披露出来早期病例情况来看,第一案例出现的时间和地点都有很多不同说法,其实这才是真实的情况,因为新型病例第一次抓到都是事后总结出来的,某个案例可能才是第一个真正的病例。我们可以试想,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后面故事还是现在这样吗?一定是另外一个样子。在第一个病例出现的时候,就被极其专业懂得流行病医生碰到,马上流行病专家就去索源,并且很快地找到毒源。当然能够发生这一切是难得的,但是实际上是概率很低的,现实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样完美医疗体系目前世界上还没有看到哪个国家有。关键是在出现类似情况累计到第十例出现时,一个国家的医疗体系做出的是怎样反应才是核心问题。

 

在人类身上发生新型流感并非年年都有,但是另一个出在动物身上的称之为“禽流感”的病则是年年都有,因此人们在处理动物身上问题相对熟练,并且采取是“一杀了之”的方式,其实我们看看早期武汉疫情,对于海产市场处理模式,显然可以称之为处理“禽流感”方式的翻版。觉得这样就可以“一了百了”。但是事实证明那仅仅是开始。来自香港专家对于这种关门“一了百了”方式则是说,那是一个消灭证据坏做法。香港没有禽流感,因为他们吃的活物都是来自内地,他们只有非典经验,所以他们警觉度比内地高是必然的。当然内地关门方式,并非为了不让人去索源,而是复制过往经验而已,但是这次对象不同,不是发生在动物身上,而是人。因此经验失效了。当然公共卫生意识问题,是一个大话题,也是这次事件引申出来的问题,在这里不做讨论了。

 

本在动物身上病毒到了人的身上,其实这也是一个尴尬话题,处理不好容易形成地域、国家或种族“歧视”问题,因此在全面调查时,容易有文化和保护形象障碍。从行为角度,就是说容易形成自我保护,其实具体一个人流行病调查时也遇到同样文化和心理问题。并且还有一种潜在顾虑是,事实不能从我的嘴里说出来,别人说出来,我可以是在一个弱者状态,反击或让第三者同情,留有比较大空间。如果事实从自己嘴里说出来,那么以后就会成为别人的口实,反击或让第三者同情空间就没有了。所以索源一般并不希望外人参与,文化和未来处境也是因素之一。尤其这样一个容易被人说说点点可能涉及生活方式和习性的事情。

 

在索源问题上,还有一个资源支撑的问题,任何大型调查需要强大资金支持,那么资金提供者必然有一个收益评估问题。这里面就涉及非常多的内容。找到问题的源头,那么必然要去解决,解决成本是怎样的。有经济内容,也有政治内容,那么必然是否支持就充满变数了。并且调查范围怎样把握,也是一个涉及调查成本和治理成本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非常容易忘记之前灾难经验教训原因之一,就是灾后的改革成本的问题。比如这次关于蝙蝠病毒、中间宿主穿山甲病毒等问题,那么是不是全世界所有地方蝙蝠和穿山甲都有这样病毒,因为动物也有食物链,往往它的食物链被感染病毒可能性更大,因为他们没有人类卫生体系和食品检测体系做保障。

 

流行病学的探究一定不是到了蝙蝠就为止了,而是一定需要追到动物食物链是否收到污染,尤其这种污染最大可能源头来自,人类各类消费和处理垃圾行为。如果调查下去,必然就涉及到这些问题的解决,那么提供调查资金的人,就会有顾虑,因为这个改造工程所付出成本,可能比一次疫情需要成本还大,敢于面对这样问题,并且能够采取行动的人不会是很多,因此病毒真正索源是很难。并且我们还没有讨论一些人为和机制对索源障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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