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行的困难，对于我这种比较依赖经济现场观察的人来说，非常惶恐和不安。不过也得硬着头皮去看看经济数据方面有哪些启示和观感，待日后重归现场再做甄别或印证，否则无所事事。

        武汉公共预算收入下降明显，背景可能更需要挖掘

       武汉4月本身和1-4月都出现了财政收入下降情况，有两点值得深思，一个是武汉和湖北疫情，并没有出现北京、上海和深圳那样极端防控态势，它收入下降恐怕需要从自身和连带方面考虑。1-2月和1-3月武汉增长幅度是低于北京和上海的，仅仅比深圳高些，那么自身问题，可能表明不是短期的问题，如果类似情况在全国其他地方也有，那么是不是疫情也掩盖了，一些更深层次经济下滑原因，如果是或者占比比较大，那么现在的“救火”措施是否能够解决问题，简单地复制原来经验恐怕风险反而非常大，比如三个月后，物价起飞了，不得不再次出现货币政策进退维谷局面，因此总结武汉财政收入下降问题，恐怕比谈北京、上海和深圳，更有意义。

      第二关于连带问题（也可以称之为次生或派生问题），武汉财政下降应该与长三角和珠三角人流和物流受阻有关，恰恰它属于人流和物流交汇处，看看其他交通枢纽城市是否也有此现象。另外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物流相比人流更重要，保障生产物流是第一位的，人流则可以 “画地为牢”的，如果真是这样认知或判断的，而且按照旧意识“先生产后生活”理念执行，那么长远对经济和社会伤害是很大的，潜在的巨大成本将低消生活品质下降得到生产出来GDP，没有幸福指数光耀只能属于少数人的骄傲，却可能带来日后社会震荡，广泛地吸引力下降后人和资本的流出是无法避免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人发现美国疫情出现新一轮波动后（无论规模大小），一般六至八周后，中国都会出现新的疫情波动局面（一般以某个城市群开始），虽然新的措施是在超大城市建立“核酸”防护网，但是病毒会不会先从中小城市开始呢，刚刚“清零”后不久全国局面，再次被新的疫情波动打乱，那时措施是否能够汲取这次代价，在抗疫方面战略和战术上有所调整，都将拭目以待了。当然希望之前个人观察经验是无效的、是杞人忧天的。

武汉、上海、北京和深圳公共预算收入对比

            数据来源：相关城市统计局数据

                                                                            湖北月度疫情累计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湖北卫健委数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