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经济转型的历史，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上个世纪80年代主要在分配制度和价格制度转型；而上个世纪90年代主要构建市场经济必备的资本市场、商品交易市场、货币和外汇市场，由计划经济的单一市场向多层次市场转型。进入新的世纪中国经济从内部经济向内外部经济转型，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中国目前经济现状无论未来如何迄今也是转型一种结果，不过是其中隐忧使得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产生置疑。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像改革开放以来那样不断在转型之中发展？是否改革动力正在失去？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中国经济转型之困首先是政治层面的。随着经济规模扩大和经济成就突出，现状已经被定义“中国模式”，提升到了神化的地步，政治上自然会寻求安逸、运做上寻求简单经验复制，深化改革动力尽失。经济转型操作上的尝试和探索与现有经验简单复制形成了政治上风险与收益不对称局面，操作经济转型的政治成本和不确定性比较大。除非有政治和经济转型成功的“样本”出现，才能触动政治层面行动。

其次中国各省市经济官员大多出自特大型重工业企业或在对外招商引资领域，因此从经验和知识架构上，对现有模式“驾轻就熟”，他们已经完全适应。其他方式他们会感到陌生和怀疑，因此他们在经济转型上没有主观动力。

再者目前中国经济现状也是自身发展和国际分工的结果，因此这种基础上经济转型变动，如何进行是没有国际先例可借鉴的。不像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模式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部分亚洲国家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中国基本是按照这样模式加入一些自己独特实践取得今天经济成就。

向以内需为主经济方式转型、向以节能性经济转型是经济转型基本目标。前者必须依赖于收入分配进一步提高和城市化的推进，收入分配目前主要困难是对大多数人如何提高的问题；而后者比前者更加困难，因为目前高能耗，有国际生产分工因素存在，如果放弃就涉及就业问题，如果是国内从沿海向内地转移，那么不过是劳动成本变化问题，与节能没有直接关系。如果向国外转移，那么中国竞争力就受到挑战。改革开放至今的政治改革大多是“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行政改革，而新的经济转型需要是政治层面“以公平”为目标社会监督改革。今年以来，媒体监督与部分行政机构的争执、部分企业职工与资方维护工资权益博弈、部分地区群众对上马工业项目环保抗争等诸多案例，从宏观角度来看，就是从草根层面对政治层面一种“公平”要求。也意味着经济转型对政治改革一种期许。就目前看，政治改革准备或者意识并不强烈，因此新的经济转型将不会非常顺利，从时间上需要等待。

随着经济规模的增大，部分超级行业已经成为强大利益集团，由于干部体制的原因，所谓美国政治界“朝里有人”高盛现象在中国一样存在。由于资金优势存在，即使出现新兴行业，这些企业恐龙也会插手，使那些行业不在出现竞争而是垄断，大型企业或者是垄断大型企业“多元化”如果不从政治对冲和经济平衡生态角度认识，特大经济利益集团“干涉”政治和经济运行将不是一个天方夜谈。内需为导向经济转型消费领域完全竞争是必须的，但是目前这些领域现状是，如果按照与消费者购买服务频率和日常性观察，越近的服务行业也是最垄断的，比如银行、通讯、汽油。反而比它们日常性差的垄断性较少，比如家电、家用汽车等行业。因此新的经济转型也是一个经济利益再分配和重建新的经济内部架构动态平衡过程。从此可以想到，新的一轮经济转型在当今中国将是一个复杂比之以往改革更为困难的事情，中国政治和经济还需要新的历练。